Vitalik 對 ETH 價格並不特別關注

最近以太坊價格出現波動,許多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呼籲 Vitalik "修復 ETH"。人們很好奇,作爲以太坊的創始人,Vitalik 此時在想些什麼。

2025 年 3 月 29 日,Vitalik 連續發布了兩篇博文,從中可以窺見他目前的思考。顯然,Vitalik 並不太在意 ETH 的價格波動。

以下是 Vitalik 最新發布的兩篇博文內容:

文化與政治的年輪模型

在我成長過程中,一件讓我感到困惑的事是,人們經常聲稱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重視"放松管制"的"深度新自由主義社會"。這讓我困惑,因爲雖然我看到不少人支持新自由主義和放松管制,但總體而言,政府監管的實際狀況與這些價值觀相去甚遠。聯邦法規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加。KYC、版權、機場安檢等各種規則都在不斷收緊。自二戰以來,美國聯邦稅收佔 GDP 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。

如果你在 2020 年告訴某人,5 年後美國或中國將在開源 AI 領域領先,另一個則在閉源 AI 領域領先,並問他們哪個國家會領先哪個領域,他們可能會覺得這是個刁鑽的問題。美國是一個重視開放的國家,中國是一個重視封閉和控制的國家,美國的技術總體上比中國更傾向開源,這不是很明顯嗎?然而,事實證明他們完全錯了。

這是怎麼回事呢?在這篇文章中,我將提出一個簡單的解釋,我稱之爲政治和文化的年輪模型:

模型如下:

• 一種文化如何對待新事物,是該文化在特定時期流行的態度和激勵機制的產物。
• 一種文化如何對待舊事物主要受到現狀偏見的影響。

每一個時期都會給樹增加一個新的年輪,在新年輪形成的同時,人們對新事物的態度也隨之形成。然而,這些界線很快就會固定下來,很難改變,新的年輪開始生長,影響人們對下一波話題的態度。

我們可以通過以下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以及其他情況:

• 美國確實存在放松管制的趨勢,但這種趨勢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最爲明顯。到了 21 世紀,基調已經轉向加強管制和控制。然而,如果你看看 20 世紀 90 年代"成熟"的具體事物(例如互聯網),你會發現它們最終受到的管制是基於 90 年代佔主導地位的原則,這讓美國(以及由於模仿而影響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區)獲得了數十年的相對互聯網自由。

• 稅收受預算需求制約,而預算需求又主要由醫療和福利項目的需求決定。這方面的"紅線"早在 50 年前就已設定。

• 法律和文化都認爲,所有涉及現代技術的中等風險活動都比危險的登山等活動更加可疑,因爲後者死亡率極高。這可以解釋爲,危險的登山活動是人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,當一般風險承受能力高得多時,人們的態度就會變得堅定。

• 社交媒體在 2010 年代成熟,文化和政治一方面將其視爲互聯網的一部分,另一方面又將其視爲一個獨特的事物。因此,對社交媒體的限制態度通常不會延續到早期的互聯網——盡管互聯網專制主義普遍增長,但我們並沒有看到特別強有力的打擊未經授權的文件共享的嘗試。

• 人工智能在 2020 年代成熟,此時美國是領先大國,中國緊隨其後,因此,在人工智能上採取"互補商品化"戰略符合中國的利益。這與許多開發人員對開源的普遍支持態度相交叉。結果是開源人工智能的環境非常真實,但也相當特定於人工智能;較舊的技術領域仍然封閉,像圍牆花園一樣。

更一般地說,這裏的含義是,很難改變一種文化對待已經存在的事物的方式,以及態度已經固化的事物的方式。更容易的是發明新的行爲模式來超越舊的行爲模式,並努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獲得良好規範的機會。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:開發新技術是其中一種,使用互聯網上的(物理或數字)社區來試驗新的社會規範是另一種。對我來說,這也是加密空間的吸引力之一:它提供了一個獨立的技術和文化基礎來做新的事情,而不會受到現有現狀偏見的過度負擔。我們可以通過種植和培育新樹來給森林帶來生機,而不是種植同樣的老樹。

我們應該少談論公共物品資助,多談論開源資助

長期以來,我一直很關心如何資助公共物品這個話題。如果有一個項目爲一百萬人提供了價值(並且沒有精細的方式來選擇誰能得到利益,誰不能),但每個人只得到一小部分利益,那麼很可能沒有人會覺得資助這個項目符合他們的利益,即使這個項目總體上非常有價值。在經濟學中,"公共物品"這個語言有着百年的歷史。在數字生態系統中,尤其是去中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中,公共物品極其重要:事實上,有充分的理由表明,人們可能想要生產的平均商品就是公共物品。開源軟件、對加密和區塊鏈協議的學術研究、公開的教育資源以及更多的東西都是公共物品。

然而,"公共物品"一詞面臨重大挑戰。特別是:

1. "公共物品"一詞在公共話語中經常被用來表示"政府生產的產品",即使它在經濟意義上並不是公共物品。這會引起混淆,因爲它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法,即一個項目是否是公共物品並不取決於項目本身及其屬性,而取決於誰在建造它以及他們自稱的意圖是什麼。

2. 人們普遍認爲,公共物品資助缺乏嚴謹性,是基於社會期望偏見(聽起來好,而不是實際上好)而運作的,並且青睞於能夠玩社交遊戲的內部人士。

對我來說,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:"公共物品"一詞容易受到社交遊戲的影響,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於"公共物品"的定義很容易被擴大。

開源

作爲"公共物品"的替代,讓我們思考一下"開源"這個詞。如果你思考一些明顯是數字公共物品的核心例子,你會發現它們都是開源的:

• 學術區塊鏈與密碼協議研究
• 文檔、教程
• 開源軟件(例如以太坊客戶端、軟體庫等)

另一方面,開源項目似乎默認是公共物品。你當然可以舉出反例:如果我編寫了一個高度針對我個人工作流程的軟件,並將其放在代碼托管平台上,那麼該項目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可能仍會歸我個人所有。然而,開源行爲(而不是將其保密)肯定是一種公共物品,其利益非常分散。

"開源"一詞的一個真正優點是它有一個明確且得到廣泛認可的定義。FSF 的自由軟件定義和 OSI 的開源定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,並且有自然的方式將這些定義擴展到軟件以外的其他領域(例如寫作、研究)。在加密領域,應用程序固有的狀態和多方性質,以及這些因素所暗示的新的中心化脆弱性和控制載體,確實意味着我們需要稍微擴展該定義:開放標準、本文中介紹的內部攻擊測試和走開測試可以成爲 FSF + OSI 定義的寶貴補充。

那麼"開源"和"公共物品"之間有什麼區別呢?

我個人不同意某些項目不是公共物品的說法。一個項目有很高的貢獻門檻並不妨礙它成爲公共物品,從該項目中受益的公司也是如此。此外,一個項目絕對可以是公共物品,而它周圍的事物則是私人物品。

關於物理空間的公共物品更有趣。首先,我們應該注意到,許多例子都是在物理空間,而不是數字空間。因此,如果我們想關注數字公共物品,上述例子沒有理由反對只關注"開源"。但如果我們確實想涵蓋實體商品呢?即使是加密空間也有自己的熱情,希望更好地管理物理事物而不僅僅是數字事物;從某種意義上說,這就是網路國家的全部意義所在。

開源和本地實體公共物品

在這裏,我們可以做出一個觀察:雖然在本地範圍內提供這些東西是一個"基礎設施建設"問題,並且可以採用開源或閉源的方式,但在全球範圍內提供這些東西的最有效方式通常最終涉及......真正的開源。清潔空氣是最明顯的例子: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和開發,其中大部分是開源的,以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享受更清潔的空氣。開源可以幫助使任何類型的公共基礎設施更容易在全球範圍內部署。如何有效地在本地範圍內提供物理基礎設施的問題仍然很重要——但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民主管理的社區和公司。

國防是一個有趣的案例。在這裏,我要提出以下論點:如果你出於國防原因而建立一個你不願意開源的項目,那麼很有可能,雖然它在當地可能是公共利益,但在全球範圍內可能不是公共利益。武器創新是最明顯的例子。有時,戰爭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強的道德理由,幫助其進行進攻行動是合理的,但平均而言,開發技術以提高軍事能力並不能改善世界。例外(人們想要開源的國防項目)可能是實際上與防御有關的"防御"能力;一個例子可能是去中心化的農業、電力和互聯網基礎設施,它們可以幫助人們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保持溫飽、正常運轉和保持聯繫。

因此,將焦點從"公共物品"轉移到"開源"似乎也是最好的選擇。開源不應該意味着"只要是開源的,構建任何東西都是同樣高尚的";它應該是構建和開源對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。但區分哪些項目值得支持,哪些項目不值得支持,這已經是公共物品融資機制的主要任務,這一點已經衆所周知。